MOOCs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文简称，发端于美国，中文译为“慕课”。“慕课”根植于学校教育并由信息技术催化衍生而成，被一些人称为“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毫无疑问，“慕课”正以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全新的教学形态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慕课”植根于教育理念与教育技术的发展交汇。一方面是脑科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学习科学等领域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与技术从来密不可分—有了邮政就有了函授大学，有了广播就有了广播大学，有了电视就有了电视大学，有了网络就有了网络大学。这些都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记者：如何看待“慕课”的优势？
瞿振元：“慕课”作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对它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有人简单地概括为“三名一免”，即名校、名师和名课，而且免费。“慕课”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快。
我个人认为“慕课”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突出优势：第一，“慕课”以大规模在线学习而著称，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慕课”每门课程的学习者可以遍布全球、容量巨大，以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导论》课为例，有来自190多个国家的16万人同时注册了这门课程。“慕课”不受时空限制，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习。第二，“慕课”使全球各国不同人群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第三，“慕课”允许各种年龄、收入和教育背景的学习者参与广泛的课程学习，具有强大的自主选择性，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进度可以完全实现由学习者自我把控，反映的是以“学”为本的教学价值取向。第四，目前，“慕课”面向全世界的学习者免费或低学费开放，每个学习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免费或低学费享受世界著名大学的一流课程或其他自己喜欢的课程。
记者：“慕课”所伴生的问题有哪些？
瞿振元：“慕课”的产生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在看到“慕课”推动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升公民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等优势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冷静地、辩证地看到“慕课”所伴生的问题。
首先，“慕课”主要的教学手段是“人机对话”，它缺少师生间的“人际交流”、教学相长，特别是教师的言传身教、校园文化的熏陶、同伴的交流浸染，这些因素在学习者成长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是在线课程难以替代的。其次，“慕课”这种近乎充分自由的学习方式，要求学习者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能力。达不到这一点，有可能造成学习效果的差强人意。如2012年秋，美国杜克大学开设了一门“生物电学”，当时有12725名学生注册，但只有7761名学生观看了教学录像，到最后考试时，仅剩345人了，而通过考试者只有313人。从长远看，经费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等也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慕课”所引发的教育变革是国际性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抢得先机，中国怎么办？如何使“慕课”本土化？
瞿振元：“慕课”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抓住当前这个机遇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要处理好“向外看”和“向内看”的关系。对大学来说，向外看就要看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要看到国内兄弟院校的实践，还关注社会的需求。向内看就是将“慕课”以及现代的各种信息技术应用于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打破现在比较呆板的传统教育方式。因此，我们要建立“慕课”课程标准、网络技术标准，还要建立学分互认、学分银行等促进和规范“慕课”发展的机制。
要处理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线上”的教育改变了我们的传统教育，但是“线下”的教育更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因为教育的过程毕竟是有灵魂的、是有情感的、是进行人格培养的，是人的社会化过程。
目前，我国高校在“慕课”本土化的探索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北京大学推出的十余门中文全球共享课程引起不少关注；清华大学研发了“慕课”平台“学堂在线”，已面向全球提供23门在线课程，14万人注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主导的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已有十多门课程上线，联合了上海市19所高校网上跨校选课。
“慕课”的本土化还任重道远。做好当下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面向未来，研究更新的教育手段、方法对教育教学的影响。按照构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发挥政府、高校、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坚持中国的价值守望，共同建设好中国的“慕课”，努力从“跟随者”变成“同行者”，再变成“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