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华士飞为组长、全国政协委员杜鹃为副组长的全国政协民宗委“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问题”调研组赴贵州、湖南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两省的情况介绍，深入黔西南、黔南、黔东南、湘西四个自治州和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怀化市，实地考察了15个州、县（市）中职、高职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与当地党政部门、教育工作机构和职业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交流。本报特编发此次调研报告。
现状：问题与成绩并存
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2005年到2013年中央财政支持5个民族自治区职业教育的项目资金达84.03亿元。把中等职业教育助学政策重点向民族地区倾斜，指导和协调教育对口支持机制的建立。民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认识到位，将其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抓手，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把职业教育列入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办学条件有所改善；服务发展能力增强。
由于多种因素制约，职业教育仍然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存在更多的困难和问题——
财政投入不足，职教基础薄弱。一是普职结构不合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吃皇粮才算就业”、“重普教、轻职教”的观念比发达地区更为突出，普职发展失衡。2012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53∶47，湖南省民族地区普高与职高招生比为63∶37，与全国平均比例相差10个百分点。贵州省初中毕业生就读中职学校比例较低，每年有20多万初中毕业生未能继续接受教育。二是办学条件较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职业教育缺乏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中职和高职学校普遍存在缺校舍、缺专业师资、缺实习实训设备的“三缺”现象。贵州省中职教育生师比高达33.2∶1，列全国第29位；生均仪器设备值为2152.5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湖南省湘西州中职学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不到20%，低于教育部规定的最低标准。三是经费缺口大、债务负担重。贵州、湖南许多州市人均财力不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难以按政策规定落实职业教育地方财政匹配经费。在全国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一些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只能依靠贷款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债务负担沉重。
产业发展滞后，产教融合度低。民族地区产业不发达，提供就业岗位有限，就业带动力不强。当地产业结构多为“一煤独大”、“一油独大”和“一矿独大”，加工程度低，对职业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吸纳就业容量有限。2012年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近一半，但仅容纳全部劳动力的1/6。贵州省职业教育毕业生近半数以上输送到外省就业，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倒逼职业教育”的局面短期内在民族地区难以出现。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还不完善，很多职业学校还只能开设传统的农林机电专业，与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劳动者就业技能偏低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总体上比较突出。如黔西南州2013年外出务工劳动力42.27万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9.2%，从事体力劳动的有38.05万人，占90.01%。此外，一些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因国家通用语文水平不高，外出务工存在语言障碍，择业眼光更多局限在本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院校与产业融合。
市场发育不足，校企合作困难。民族地区企业较少，实力较弱，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的机制和政策还不健全，缺乏发挥行业企业作用的激励机制，企业合作办学的渠道少。校企合作目前还是学校“一头热”，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多数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升高，不愿意付出资金和成本来与职业院校合作。即使有些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也多处于简单的“顶岗实习”层次，只停留在捐助教学设备、提供实习基地、培训员工等层面，未能真正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制定、师资补给等，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难以全面铺开和施行。
统筹规划不足，教学水平不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整体偏低，职业教育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为突出。一是缺乏统筹设计和科学规划。部分院校定位不准，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重复、办学同质化。一些地方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全面开花，产业园区发展贪大求全，存在“一拥而起，一哄而散”的恶性竞争的风险，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二是教学内容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没有很好对接，难以体现当地的特色和优势，部分具有民族特色工种实操经验的教师，只有相应职业技能资格证书而无相关教师资格证，无法从事学校教学工作，难以满足民族特色工种及园区企业急缺工种的培训需求。三是办学机制有待改进。受办学条件、办学观念的限制，不少职校照搬普通中学模式，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办学模式等方面与普通中学没有多少差别，没能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没能根据不同专业特点设置学时。毕业生实操能力不强，难以顺畅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