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就此做了调查，证实廖凯原对这四所大学的总捐款超过6亿元人民币，他开的选修课没有列入学校选修系统，而是以邮件方式另作通知。此外所谓“廖凯原研究中心”也处于“空挂”状态。
据了解，廖凯是出生于印尼的美籍华裔，有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以及一所不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国际软件屋公 司的创始人兼CEO，该公司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大私营公司第167位，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他在美国国内也有诸多赞助行为。
不少网民认为，大学不应为吸引捐款而接受捐助人提出的太多条件，而应提高捐助门槛，维护大学声誉和尊严。
这些要求在价值取向上无疑是有道理的，它们与大学接受捐款的优先顺序应当说也是一致的。提升捐助门槛，让尽可能纯正的捐款进入大学，让捐助人对学校事务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应是各大学的普遍愿望。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不那么纯净。百分百为了助学崇高目的向大学捐助，这样的要求有点高。捐款人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些个性化要求，中国和西方大学这方 面的情况是相近的。所以全世界用捐款建起的大楼或实验室很多以捐款者的名字命名，一些西方大学还会应捐款者的要求开设特殊课程，如接受了台湾方面的捐款就 设一门介绍台湾的专业课，或者应捐款者要求做上帝是否存在的研究，还有非西方国家捐助者要求专门给处女提供奖学金等。
受批评四所大学接受了廖凯原的一些捐助条件，如果按严格的道义要求，它们应当说有瑕疵。但比起学校如果少了上亿资金对教学和师生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去除这些瑕疵又非最紧迫的。
中国很多一流大学的教授连个单独办公室都没有，一些家境困难学生得不到奖学金，如果有捐助者能帮助缓解这些问题，在不违反大原则和规矩的前提下满足一些他们的“小愿望”，包括开设一门不列入选修系统的选修课“哄哄”他们，或许值得谅解。
也许我们应当相信中国大学里师生们妥善处理捐助者各种要求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在尊重捐助者和维护学校原则及理念之间把握平衡。
另外，廖凯原先生对轩辕大帝的特殊兴趣，他想对黄帝做一些现代的“科学解读”，这样的“玄学”未必就需在多元化的大学校园内被绝对排斥。是否会给它在大学思想海洋中一个“打酱油路过”的机会，大学自有强大的规律做出选择。
廖凯原的“学术兴趣”乍看上去十分荒谬，一些网民吐槽应属情理之中。但通过这件事批评四所大学的“节操”，如果是调侃，可以理解，如果是严肃的指责，就有点过了。
中国的大学问题颇多，解决问题是一个积极、但漫长的过程。中国大学总体上是培养本国人才和弘扬科学精神的主力军，因为一些事情猛踩中国的名校， 显然是非理性的行为。网上一些激烈态度与社会上对名校的实际尊重常常对不上号，权当那是网上发泄情绪的一种表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