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现代民俗学自1910年代末发端，已走过近100年的历程。其中，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中国现代民俗学自1910年代末发端，已走过近100年的历程。其中，1970年代末迄今的30多年是中国民俗学近百年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学科的复兴与重建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歌谣学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自歌谣学运动时期就开始进行民俗调查与研究的钟敬文，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并创立“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民俗学首次正式进入中国的大学学科体系。“文革”期间，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都被取消，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经历了复兴和重建的过程。其间，以钟敬文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民俗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秋，钟敬文起草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邀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和罗致平6位学者共同签名，递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公开发表。文中论述了民俗学的性质、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指导思想和资料来源等，指出在当代中国建立民俗学学科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过筹备，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正式成立。
此外，钟敬文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等，对民间文学研究（后被普遍称为“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性质、任务、历史与方法，以及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对这个学科起到了重新“启蒙”的作用。
然而，很长一段时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设置中，只有“民间文学”作为二级学科设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民俗学”只是“民间文学”包含的一个研究方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重新调整学科目录，民俗学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从而在国家学科体制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理论和方法的新拓展
30多年间，中国民俗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诸多变化，总体说来，主要呈现出一些转换：研究对象的主体从“劳动人民”转向了“全体人民”；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了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研究的理论视角从文本转向了语境及语境中的文本。
民俗学的理论拓展，首先表现在其研究对象的变化上。在学科恢复之初，民俗学界对民间文学最普遍的认识，是把它界定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民俗学者对于“民众”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它不再局限于“下层阶级”，而是指称一个民族或国家中的大多数乃至全体成员。
钟敬文有关“民俗是一个民族中广大人民生活文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拓宽视野、解放思想的作用。对这一观点，张紫晨、乌丙安等人都有过相应的讨论，而高丙中则论述得更为系统、深入，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理论视角的转化。此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从整体生活文化而不是阶级属性的视角的研究。
在民俗学恢复之初，多数研究以文化史视角为主，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来探讨某一种或某一类民俗事象的历史变迁及文化意义。与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形成对照的是，从学科恢复伊始，以钟敬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在其著作中不断强调，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或者既是“古代学”又是“现代学”。这种主张引导民俗研究面向当代、面向现实、面向日常生活，换言之，其是一种倡导民族志研究的视角。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进一步受到重视”，到1990年代中后期，综合性、概览式的文献分析，越来越多地被具体社区个案调查和研究所取代，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
通过日益丰富的本土研究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吸纳与反思，中国民俗学者对许多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并发展出不少既有中国特点又有益于民俗学整体建设的观点和方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有钟敬文提出的“民间文化”和“三层文化”的观点。“民间文化”概念是钟敬文对自己1930年代思想的发展，它与“生活文化”的概念相呼应，是从整个民族文化的角度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所作的概括和思考，具有比“民俗”更为开阔的包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拓宽民俗学视域的作用。“三层文化”的观点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分成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及中间层文化三大干流，三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融的关系。其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俗文学、都市文化等处于中间层面的文化内容，补充和发展了历来只注意上层和下层的“文化二分说”，不仅有益于民俗学者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民俗在民族整体文化中的地位，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也贡献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学良、段宝林、刘锡诚等学者结合田野作业实践提出的对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和立体描写的主张。它针对以往民间文学采录只注重文本而忽略相关背景的做法，强调要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放到其流传的具体情境中去观察和理解，倡导民间文学的记录和研究要注重立体性特征，进行“立体描写”。
总体言之，近十多年来，在不断反思学术史和研究现状、总结田野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民俗学界产生了更多具有创造性的新观点。如“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主张、“家乡民俗学”视角、“五个在场”观点等，中国学者在积极译介的同时，也通过反思、评述或个案实践对之予以批判和补充，对这些理论视角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0多年来，对中国民俗学界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民俗学者的积极推动下，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发起并主持的一项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和辑录活动。其基本思路，是按照统一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对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三种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普查、搜集和辑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统一体例选编、印制成相关体裁的县卷本和省卷本。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普查和辑录活动。普查从1984年开始，持续了三年多，而编纂出版工作直到2004年才基本结束。其调动人力之多、持续时间之久、搜集到的民间文学作品之丰富，是空前的。据统计，仅在1984—1990年间，全国就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的普查和采录，各地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则、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余条，总字数超过40亿。
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也是抢救和保护处于快速消亡状态的民间文化。在其酝酿、论证、倡议和开展的过程中，民俗学者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具体实践却远远超出学术性调查和研究的范畴，变成由政府部门主导、多方力量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民俗学者或为这项工作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或围绕相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或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评审和表决，在其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非遗保护的政府主导型工作模式，客观上十分有益于相应观念的迅速普及和保护工作的迅速开展。首先，它使民间文化的地位得到了全面提升，特别是民间信仰等以往被贬斥为“封建迷信”的民间传统，由于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而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的认可，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次，它加强了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并加深了对现代化造成的传统文化危机的认识，促使全社会采取各种措施来进行文化保护，如2008年开始国家正式实施在清明、端午、中秋三个重要传统节日放假的制度。以上成果同民俗学者的学术支持与积极呼吁有很大的关系。
但与此同时，民俗学也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困境与挑战。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民俗学不时被其他学科提及，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种状况的形成，同学术界偏重精英文化的成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科自身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对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民俗学组成部分的属性论证不清。第二，日益盛行的区域研究和个案描述，使民俗学的知识体系日趋破碎，研究也不断走向碎片化，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和范式提炼。第三，过度强调研究对象相对于精英文化的特殊性，自觉不自觉地把民俗与上层文化割裂开。第四，过度强调对以文本为中心的视角的矫正，结果导致重视外部的语境研究而轻视内部的文本或民俗事象内在属性的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原题《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刘亚秋 任晓霞摘）
原文刊于《民俗研究》2012年5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