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化研究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被淡化。个体化趋势要求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要把价值信念或思想观念的变迁看成是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变迁的直接根据。
20世纪前期，文化问题或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是孙本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一大批学者学术研究的主题。重视文化问题，开展文化研究，使早期中国社会学表现出与西方某些实证社会学流派不同的鲜明特点，即克服了单纯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明确张扬救国保种、振兴中华的价值理想，以积极进取的学术思想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重建。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想，把文化作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是有明确价值要求且以推进社会发展进步为己任的积极社会学。早期社会学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
20世纪前期形成的重视文化研究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在1980年代社会学重建后，并没有随着社会学的复兴而恢复，相反保持了长期的低潮状态。
如果像费孝通那样把文化限定为精神、思想和知识，就很容易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薄弱性。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费孝通晚年一再呼吁中国社会学要扩展传统界限，要关注精神世界、内在世界，要研究思想文化和价值信念。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不能仅仅模仿自然科学或利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因为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无法解释本质是精神的文化现象。应当用解释学的方法去理解文化中蕴含的意义或价值，特别是应当重视中华民族“只能意会”、“将心比心”等交流沟通方式，因为这是同自然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费孝通所提倡的以价值理想和思想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研究，恰恰是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薄弱环节，是同社会学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很不相称的一个落后层面。正是针对这种薄弱性，费孝通呼吁：“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被淡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前提下，过高估计了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的普遍适用性。应当承认，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不可客观计算的主观性和思想文化现象，特别是那些表达主体意愿或理想追求的价值信念。在社会学研究中，很多研究不恰当地把客观原则和量化分析方法用到那些不适用的对象上，导致社会学方法原则与研究对象的错位。
注重表面观察和单纯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也是淡化文化研究的原因之一。虽然文化可以通过各种象征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大量的文化象征是感性形式，具有具体直观性和生动可感性，但是，文化形式中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必须经过充分理解和深层感悟才能真实把握到。那些满足于对经验事实存在状态和展开过程进行表面观察和简单描述的研究，即便接触到文化的外在形式，也未必理解其中蕴含的价值与意义。文化的本质是价值与意义，达不到对价值信念和生命意义把握的研究，无论是否面对了文化现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赢得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导致了利益分割、社会分化甚至社会不公。如何有效化解各种层面的各种社会矛盾，保证经济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虽然进一步推进指向公平的经济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的发生和蔓延，但因为经济利益分割和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引起的思想观念冲突，仅凭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并不一定能够起到有效的化解作用。必须同时针对社会不同层面思想观念的矛盾，做出必要的引导与调适，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一个健康稳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哲学、文学和思想政治等学科的高度重视，但这些学科的研究替代不了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可以从个人与群体、分层与流动、行动与制度、家庭与社区等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对新形势下思想文化的分化与整合、冲突与协调、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开展别开生面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一定是社会问题，只有把文化问题放到社会关系中才能有更明确、更真实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学不应当淡化文化研究。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从中国社会生活快速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看，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被推向前台。网络浏览、网络表达和网络交往等已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的行为方式。网络行为的本质是信息沟通和观念表达，是一种思想文化活动，如卡斯特所论，网络社会的崛起已经突显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权力，即社会认同。在网络社会中的认同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学论述的个体身份认同，而是群体通过网络交往形成的价值认同，包括广大社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利益而发出的要求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建构性认同。而这种包含明确价值原则的社会认同，正是社会学对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社会生活网络化同时发生的工作方式之个体化和价值观念重组，也是文化社会学对文化研究亟待深入开展的重要根据。在互联网、计算机和手机通讯等现代媒体的支持下，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个体可以脱离集体在独自的空间中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促使人们放弃了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价值观念。
这种个体化趋势也是文化变迁，是个人主义文化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全面侵入，它将导致原有的社会秩序的紊乱和新社会秩序的重构。因此，这种变化要求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要把价值信念或思想观念的变迁看成是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变迁的直接根据。这不仅对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提出严峻挑战，而且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原题《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兼论孙本文对文化社会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冯小双 刘翔英摘）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5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