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翻译不知道如何翻译“大家都很任性”》的报道说，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应反腐问题时表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用网络热词，“大家都很任性”。译员当时与发言人沟通，询问“大家都很任性”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则“花絮”报道，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在公共话语中使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作清晰的表述。

 

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任性”是一个贬义词，说一个人任性，是指他由着性子，没有约束、放纵胡为、不负责任。说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反腐问题上“任性”，或许会让一部分不懂网络热词的人误以为，反腐可以随意胡来，既无道德依据也无司法章程，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这就难怪翻译会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翻译必须是认真的，要吃透说话者的意思才能正确地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认真的翻译必定不能“任性”。翻译不知如何翻译，是因为猜不透说话者的意思——“反腐”这么一件好事，怎么用“任性”这个贬义词来说明它的成就呢？

 

其实，“任性”本来是很容易翻译的(They just do what they want to do)。翻译无从下手，或许可以理解为她太out，不懂得在具体语境里把握此词。当然，发言者也该大度地体谅一下，自己说话太幽默，翻译跟不上自己的思路呀。而事实上，但凡经常要面对公众的发言者，都有必要了解公共话语的一个基本要求——“包容性”。

 

在美国，公共说理教学课上都会向学生介绍使用“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的重要性。既然是在公共场合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那就应该清楚明了地让大家能听懂。这不仅是一个语言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交谈伦理的问题。“不包容”的实际效果就是“排斥”，例如，如果在场的人都是中国人，有的懂英语，有的不懂，那就应该说汉语；如果必须使用英文的某个专门说法，那就一定要提供一个汉语的翻译。

 

即使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之间，也有包容和排斥的问题，最常见的排斥性语言就是“俚语”（slang）和“行话”(jargon)。老师会要求学生，在公共发言时不要使用俚语和行话，因为这样的语言只是在特殊的人群中使用，其他许多人会因为听不懂，而被实际排除在语言交流之外。

 

网络上的“任性”，如果它的意思与大多数人在规范语言中所说的意思不合或相矛盾（如贬义变成了褒义），那么，它就是一个“俚语”。“任性”这个俚语是在特定小群体中使用的语言，使用它的人数再多，与使用汉语的整体人群相比，也毕竟是小群体。更重要的是，俚语是一种非规范的语言。语言学家Bethany K. Dumas和Jonathan Lighter甚至将俚语称为一种“故意的误用”。

 

另一种具有排外性的小群体语言是“行话”(jargon)，如医生、律师、专业人士之间使用的特殊语言（词汇或说法）。医生们之间讨论一个病人的病情或治疗可以用行话。但是，如果要对病人作出解释和说明，就需要用病人听得懂的语言，不然就会把病人实际排除在交流之外，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用病人听不懂的话在忽悠他。

 

“俚语”往往很难翻译，因为俚语的说法不仅仅有一个“意思”，而且带着某种难以传达的态度、情绪、姿态、好恶。语言学家Michael Adams称俚语为一种“阈限语言”（liminal language），换句话说，是一种处于意识边缘的、勉强感觉得到的语言。他指出，“就算是有语境，也经常不可能说清一个俚语的用意和弦外之音。”

 

几年前，“不折腾”这个俚语被用作一个新政治词汇的时候，也碰到了怎么翻译的问题。有人试图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英语，其中有我的同学或老熟人，他们的英语都挺棒，但却还是无法把这个说法翻译成贴切的英语。与贬义仍然是贬义的“折腾”相比，贬义变成了褒义的“任性”更是一个翻译的难题。

 

政治人物在公共发言时使用俚语往往不是为了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而是表示一种姿态，如亲民、幽默、随和，以此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获得他们的好感等等。但是，公共语言中运用俚语也有某种局限性。它会让本该说清的问题停留在模糊不清的状态，让人感觉好像是某个意思。为了避免把严肃的公共问题娱乐化，避免把公共论述变成一种娱乐化的政治，有必要重视公共话语中的俚语问题。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